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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简介

名非,战国时韩国人,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他早年曾向韩王建议变法而未被采纳,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前期法家进行变法的经验教训,从事著述。后来,遭到李斯等人的陷害而在狱中被迫自杀。韩非生活在战国末年,当时,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适应这一历史潮流,韩非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建立地主阶级法治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军事上,他竭力提倡“耕战”;在思想上,他主张用法家实行来统一人们的认识,排斥各种相互矛盾的学说。韩非的上述思想,后来都被秦始皇一一接受了,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现存《韩非子》一书是研究韩非思想的主要材料。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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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韩非子法术势思想

法家法术势思想对现代宪政制度的重要参考价值 法家系统的论述法术势思想的代表人物非韩非子莫属,关于法的重要性和内涵毋须在此赘述,下边重点看看韩非子等关于术与势及法术势关系的阐述,首先来看术: 韩非子给术下的定义: “所谓术,就是依据其所定的职位而授予官职,按照其所定的名称来考核实际,规定生杀之根本,考核群臣之能力的东西,是君主才能执掌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从以上这段论述来看,术的概念是比较抽象模糊的,但下边的几段论述就较为明晰了: “君主没有可依靠的制度,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必须遵守的法度,就会在下面兴风作浪,所以制度和法度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所必须具备的工具。”(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明君的国家,官员不敢枉法,吏属不敢谋取私利,用财物贿赂行不通,如此,国中万事就都能符合法度准则了。这样,臣下作奸犯科的必定会被察觉,察觉后必定严惩。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追寻必定能察觉臣下奸邪行为的制度。”(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韩非子•八说》) “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度,就是制度。”(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子·难三》) 因此用现代政治术语解释法家的术其实就是制度,再具体一点说,其实就是商鞅在变法实践中所缔造的连坐制度。 那么什么是势呢? 韩非子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从他下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势其实就是君王的权力: “大凡明君治理国家,依据他的权力。”(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 韩非子·难三》) “君王执掌国之根本以处于权力之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国之根本就是决定生杀的制度,权力则是超越众人的资本。”(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韩非子·八经》) “圣人的道德如同尧舜,行为如同伯夷,但处于毫无权力的地位,就会功不成,名不立。”(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势,则功不立,名不遂。《 韩非子·功名》) “没有奖赏的鼓励,刑罚的威严,放弃权力,抛弃法度,只凭尧舜挨户劝说,逢人辩论,连三户人家也管不好。权力的重要作用也够明显了。”(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韩非子·难势》) “假如尧、舜生来就处在最高的位置,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可能祸乱天下,这是由于权力受到约束而节制的缘故;假如桀、纣同样生来就处在最高的位置,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这是由于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的缘故。所以说;权力受到约束而节制的统治者无人能够扰乱,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的统治者无人能够管治。”(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韩非子·难势》) 但是下边这段论述韩非子则继承了慎到的思想认为势既包括君权也包括官权: “贤人之所以能被无能的人制服,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无能的人之所以能使贤者服从,是因为无能的人权力大、地位高。尧作为匹夫,连三个人也管不住;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搞乱整个天下。我由此得知,权力地位才是足以依赖的,而贤智是不足以向往的。”(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 韩非子下边这两段段论述还阐述了术与法的关系: “君主没有可依靠的制度,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必须遵守的法度,就会在下面兴风作浪,所以制度和法度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所必须具备的工具。”(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度,就是制度。”(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子·难三》) 韩非子下边这段论述阐述了法与势的关系: “心怀法度以处于权力之位就可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力就会使天下混乱。现在废弃权力,背离法度而等待尧舜,尧舜来了才能太平,这是三千年才能一遇的太平。心怀法度以处于权力之位而等待桀纣,桀纣来了也会混乱,这是三千年才能一遇的混乱。”(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子·难势》) 而韩非子下边这段论述则阐述了术与势的关系: “君王执掌国之根本以处于权力之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国之根本就是决定生杀的制度,权力则是超越众人的资本。”(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韩非子·八经》) 商鞅的下边这段论述我们则可以明确知道势不仅包括君权还包括官权: “当今治国者,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之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又如何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只能是权宜之计。通晓治国之道的则不是这样,分开权势者的权力,使其擅权之道极其困难,当权势者的权力难以暗箱操作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的恶人也不敢做坏事了。所以古代帝王极为重视权力的运作方式。”(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商君书·禁使》) 而与商鞅同时早于韩非的慎到也认为势既包括君权也包括官权: “因此,贤人之所以屈服于无能者,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太轻;而无能者能使贤人服从,是因为无能者的地位尊贵。尧作为匹夫,不能指使他的邻家;等到他坐北朝南称王的时候,则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由此看来,贤德并不能使无能者服从,而权力地位却能使贤人屈服。因此,没有名分也能决断,就是因为掌握权力的缘故。”(故贤而屈於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於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故无名而断者,权重也。《慎子·威德》) 综上所述,结合商鞅变法的政治实践,法家的法术势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清晰的逻辑: 法是国家的最高准则,术就是制度,具体就是连坐制度,而势就是权力包括君权与官权。法家法术势思想树立法的最高权威,以术(连坐制度)来监督与制衡势(权力),同时以术来不折不扣的落实法,从而保证法的最高权威。法术势是一个任何因素都不可或缺的有机体系。 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说法作为法家法术势思想的最好注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即用制度驯服权力。 商鞅变法就是法家法术势思想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一个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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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生平简介

韩非子一生的经历相当的曲折,但是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说到韩非,这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其尊称是韩非子或韩子。事实上,韩非的背景非常厉害,他是韩王(战国末期韩国君主)之子,与此同时,他也是荀子的学生。作为秦国的法家代表,韩非可以说是备受秦王嬴政赏识,不过,韩非却遭到李斯等人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值得一提的是,韩非曾被誉为得老子思想精髓最多的二人之一,另外一个人就是庄周)。韩非著有《韩非子》一书,本书一共五十五篇,将近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

前面已经说了,韩非是正儿八经的王子出身,那么,既然是王子,显然是有资格获取王位。不过,虽然有资格成为王子,但是也仅仅是资格而已,对于韩非子而言,他没有实力,更没有机会。韩非的祖父是韩襄王。韩襄王生了3个儿子,他们分别是韩婴、韩虮虱和韩咎。韩婴是嫡长子,按例被立为太子;三儿子韩咎也是嫡出子。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二儿子韩虮虱是妃子所生,但是却深受韩襄王喜爱。

不过,后来韩虮虱流落楚国民间,娶了民女生下了韩非。韩非从小就口吃,而且性格内向,平时也是少言寡语。尽管如此,韩非的才能非常高,在十岁的时候,韩非的父亲才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世。后来,韩非被楚王发现,并回到了韩国,以公子的身份,拥有了自己的封地和食邑。后来,韩国灭亡之后,韩非到了秦国,原本秦王对其非常赏识,但是这也受到了李斯的嫉妒,最终死于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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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人性论(人性本恶)他是怎样论证的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以利欲为人之本性的观点,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普遍本性,因此,物欲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们思考问题并指导其行动的原点。但是,与荀子直接将人性的好利恶害界定为“恶”不同,韩非子没有把“善”与“恶”纳入人性讨论的范围。对于人好利恶害的本能需要,韩非子突破了性善、性恶的分析框架,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触对人性只做事实描述,不做道德评价,既不以之为恶,也不以之为善,表现出价值中立的立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性本无所谓好与坏,都是由其利害观念所决定的。统治者经常处在最危险的状态,因为他拥有着最大的财富和权势,若有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也就攫取了最大的利益。统治者就像是车轱辘的轴心,所以辐条都归向他,这就好比是追求利益的欲望都像辐条一样射向轴心。最高统治者便成了群臣对准的利益目标。韩非子还认为,夫妻之间也有利害矛盾。因为夫妻之间并没有什么骨肉血亲,夫妻恩爱,关系就亲;不恩爱,关系就疏远。君主的后庭更是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如果以容貌日渐衰退的女人去侍奉好色的君主,就会遭到贱视和疏远,失宠之后,儿子也必然失去继承人的机会。但如果事情转向发展,君主死后,后妃夫人立为后,儿子继位,那她大权在握,就可以无所顾忌。并且臣下更会利用君主夫妻之间的关系来为自己牟取利益,当他们看到后妃得宠的有利条件,便会竭力讨好她们,使之在适当的时候,向君主提出要求,迷惑君主,从而窃取权力。于是妻子构成了君主权力的最大威胁。韩非子提到,医生善于在病人的伤口上吸吮脓血,并不是与病人之间存在骨肉亲情,完全是因为他的利益在于病人的回报。所以造车的造成了车轿,就希望别人富贵;木匠做好了棺材,就希望别人夭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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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一个故事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木”、“势”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23年,韩非死于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没有任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写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国为一特以攻秦》中讲:楚、燕、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名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大致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思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 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战国后期,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嫉妒。如果李斯是嫉妒,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举荐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非子言”。嫉妒之说是司马迁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上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嫉妒之心两人皆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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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读《史记》(四十五)老子、庄子、韩非子

河南人,姓李,名耳,字聃【dan】,在周朝做过图书管理员。主张清静自然,无为而治。孔子曾向老子学礼。老子说, 你说的那个礼啊,只剩下点言论,倡导它的人骨头都烂了。再说君子运气来了就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去流浪。聪明的商人会装穷,高尚的君子会谦虚。不要志得意满,也不要一副做作的表情,放弃你那不切实际的志向吧。 孔子回去后,对弟子们说, 鸟,我知道它在天上飞,所以可以用箭射;鱼,我知道它在水里游,所以可以用线钓;兽,我知道它在地上跑,所以可以用网捕;但是这龙啊,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乘风上天,驾云而走。老子啊,大概就是龙吧。 周朝衰弱,老子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守卫求他写本书,于是老子留下《道德经》,上下两篇,共5000字。然后离去,再没人知道知道他的下落。 据说老子活了200岁,又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无论如何,老子至少是一位隐士。名周,当过小吏。和梁惠王和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学识渊博,思想源于老子学说。撰写10万余字,大多是寓言故事,多驳斥儒家和墨家学派。楚威王曾想聘请他,庄子对使者说,你见过用来祭祀的牛吗?平时吃得好,住得好,但是要作祭品时,它即使想做头孤独的猪都不行咯,你快走吧,让我做头快乐的猪吧。河南人,做过郑国的小官,后来研究刑名法术。韩昭侯让他做了国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付诸侯,执政15年,国家安定强盛,没人敢侵犯。 申不害的学说源于黄帝和老子,留下著作《申子》。韩国的公子,喜好刑名法术。韩非口吃,但擅长写文章,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韩非多次规劝韩王,但从未被重用。韩非认为 国家太平,用徒有虚名的人就行;但国家危急,就该用军士。 韩非悲叹朝廷小人当道,于是写了《孤愤》、《五蠹(du)》、《内外储》、《说林》、《说难》等10余万字的著作。 韩非很明白游说之难,结果自己还是因为游说死在秦国。 《说难》里写, 游说的难点在于了解对方的心理,然后迎合。 对方求名,你说利,他就会认为你道德低下而看不起你;对方求利,你说名,他就会觉得你不切实际。 对方实际求利假装求名,你说名,他表面上认可你实际上疏远你;你说利,他表面上不理你,私下里就会亲近你。 对方有过失,你说好听的却推导出他错的厉害,那你就危险了。 对方对你还不够信任,你却掏心窝子,采纳成功了,对方会忘了你的功劳;失败了,就再也不信任你。 对方想独占功劳,你去掺和,就有危险;对方公开做一件事,心理别有打算,你去掺和,还是危险。对方坚决不愿做的事,你去劝,更加危险。 和对方议论在任大臣,就会怀疑你挑拨关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就会怀疑你卖弄权势。 议论他喜欢的,就会怀疑你利用他;议论他所讨厌的,就会怀疑你试探他。 你说的简单,就会认为你没才;你说的太过漂亮,就会认为你夸夸其谈。 你顺应他的主张,就会认为你胆小;你深谋远虑,就认为你傲慢。 游说关键在于,美化对方想要的,掩盖他讨厌的。 他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的过失让他难堪;他以为勇敢的决断,就不要拿自己的意愿去激怒他;他夸耀自己强大,就不要说他为难的事。 等到对方不再排斥你,才可以开始施展口才和智慧。时间长了,感情深了,有议论也不会被问罪了,才能帮他建功立业,直接指出是非,就算是游说成功了。 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墙塌了,儿子说,不修好会遭小偷的。他邻居也同样提醒他。这晚果然遭遇小偷,他因此觉得儿子聪明,却怀疑起邻居来了。(智子疑邻) 郑武公想打胡国,反而把女儿嫁到胡国,问大臣们,我想打仗,可以打谁?有人说打胡国。郑武公就把他宰了。并说,胡国是我兄弟之国,你什么居心?胡国国君听说后,对郑国不再防备。郑国趁机偷袭。 弥子瑕在卫国受宠,因为母亲生病,心急偷了君主的车连夜探望母亲。卫君知道后说,多孝顺的人啊,为了母亲宁愿犯罪。 弥子瑕把咬了一口的桃子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 弥子瑕年老色衰后得罪卫君,卫君骂道,这家伙偷过我的车,把吃过的烂桃子给我。 弥子瑕之前被认为是孝顺,后来却被治罪,关键就在于君主的爱憎态度啊。所以说客一定要弄清楚君主的爱憎态度,再去游说啊。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想重用他。李斯跑去劝说,韩非是韩国人,一定偏袒韩国。用,则不可信;放,则成祸根,不如杀了。秦王同意,李斯赶紧逼死了韩非。秦王后来后悔了,却已经来不及了。略读《史记》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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