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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历史观
史学家吕思勉是常州人,自幼读史,又著通史,流传甚广。在《中国简史》第一章,他谈了历史的定义和价值,余管中窥豹,试析之。 首先,他认为历史是门学问,学以致用,那么有什么用处呢?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举了两个常见的说法: 一是认为历史是前车之鉴,是用来法其得、戒其失的。往后走,须知来时的路。先生却不以为然,认为病情已变而仍用旧方,不但无效,还有可能加重。对于全新的事物,如果循旧法,注定要失败。 二是鉴于历史是据事直书,好的事流芳百世,坏的事遗臭万年,人们就会知道歆(羡慕)惧(害怕)。对于这种历史导向论,吕先生依旧不以为然,有昏愚的人不知顾惜名誉,有强悍的人根本就不顾名誉,约束有限,况且历史的真相是很难直书的,这个标杆靠不住,千万别把历史当做维护社会正义的工具。 回到学问,先生认为包括学和术。学是用来明白真相的,术是用来措置事情的法子。正因为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既往,这就是历史。认识人也好、国家社会也好,都得知其所以然。 对于历史记事的标准,先生认为,只须记住使社会成为现在社会的事情,而不仅是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不要脱离社会来谈英雄、政治和战役。 先生抨击了一种观点——把历史舞台看成是不变的,演员(大人物)和剧情在不停地变化。时局艰难之时,只要某某一出现,就能措置裕如。这依然是旧方药新病! 先生很看重社会,认为它是活的,它是普通的,是各个地方、各种人的合集。常人导致风化,特殊人导致山崩,但山崩只是风化的当然结果。 归结起来,先生将历史定义为,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研究历史,要看重常人、常事,就懂得变迁。历史的价值,也在于此。
吕思勉: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按语:吕思勉(1884-1957)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本文从问题导入研究历史的意义,提出对于历史要注意于“学”与“术”的区别,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对于学与术,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任何事物之所以如此,是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一切观念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因时代的变换而不断转化,必然对既往史事进行再认识,赋予其新的价值与意义。 吕思勉: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有什么用处? 提出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那就是: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的,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姑无论成功失败,不尽由于做法的好坏;众人所谓好坏,不足以为准;即置二者于弗论,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之理?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 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 如咸丰十年,僧格林沁把英、法兵打败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说:“咸丰八年,业经把英、法打败了,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则他们相去千里,远隔重洋,不易再来第三次,时局就可望转机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战败一次,即不易三来?当日清朝腐败的情形,是否再战胜一次,时局即可望转机?我们在今日看起来,可谓洞若观火,而在当日,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这也无怪其然。当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倒也不会作英、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有了历史知识,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而要兴兵至于三次、四次,确是不容易的,无怪薛氏要作推测了。 据此看来,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尝不误事。 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深曲隐蔽,不可轻于推测。为什么呢?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未免太浅薄了,所以我有此见解。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尔不过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 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这话怎样讲呢?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我们和人家谈话,总听得他说:从前如何如何,这就是历史知识。所谓历史,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其知识之相去,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 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据历史上的成例,以推断事情,又易陷于错误;而没有历史知识,又要误事;然则如何是好呢?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的,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浅薄的人往往说:我能够应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么?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只有浅薄的应付,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浅近些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类,有时而不凑手,怎样办呢?倘使你只会按照一定的样子做,就要束手无策了。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随时变化。桌面上是要安放东西的,所以要是个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状是正方的,长方的,正圆的,椭圆的,甚而至于都不是的,却不是顶紧要的条件。普通的桌、椅,总是四只脚,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则只要安放得牢,三只脚也未尝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够撑定在中间,也未尝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只脚呢?这是举其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况较活动的事?何况所应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而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够知道呢? 那史学家有一句名言道:“现在不能说明现在。”为什么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呢?那是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我们要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经历等等造成的。我们试再反躬自省: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岂不和我生长的家庭,我所肄业的学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从事的职业,都有很大关系?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里,在别的学校里肄业;我所交往的朋友,换过一班人;我所从事的职业,也换成别一种;我岂能成为现在的我?我们再放眼综观:我们所认得的人,为什么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这是为什么?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然则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和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和朝鲜不同;就中国的社会,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长思了。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觉得不成问题。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固然,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总不能真正寻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毕竟要好一些,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说:你的话是对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们如何能尽记,亦且如何能尽知?这话不错。一天的新闻纸所载,奚啻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几万万分之一;历史的所载,又奚啻新闻纸的及万万分之一;我们能知道什么?历史又何从谈起呢?且慢,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在社会上,占如何一种位置?人家如何应付你?你没有不明白的。我们所以能够明白这些,岂不不由于已往的记忆?然而我们已往的事,我们亦何尝能尽记?然则我要明白我之所以为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牢,只要记得其“足以使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事情”就够了。在人如此,社会亦何独不然?又何至于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记呢?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了。
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介绍
吕思勉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16岁 自学 古史典籍,1920年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6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系主任,1940年避居沪上租界,195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终生教授,那么你知道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介绍都有哪些吗?下面由我为你提供的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介绍,希望能帮到你。 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介绍 吕思勉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近代 历史 学家和 国学 大师,他是江苏常州人,笔名程芸。他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的主任和代理校长,所以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吕思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吕思绵出生于1884年,在1957年十月的时候因病逝世。在他的一生中,他创作的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有很多,那么吕思勉有哪些著作呢? 吕思勉的著作主要包括 历史学 方面和文学方面两部分。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等。由于吕思勉一生致力于我国 文化 史和历史的研究,所以他在历史方面和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主要表现在他的著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上。 除了以上这些关于历史的著作而外,吕思勉还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那么在文学方面吕思勉有哪些著作呢?吕思勉由于常在光华大学任教,所以他对文学和 教育 都有一定的研究,正是因为他的这段经历,所以他才创造了《吕思勉讲中国文化》这部著作。 这部作品深刻的阐述了吕思勉的教育理念。他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探讨了历史的定义和价值,而且将历史和教育联系在一起,论述了历史教育的目。通过这部著作,他将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教育方面的研究阐述给了世人,所以在吕思勉的众多作品中,这部作品是至关重要的一部。 以上的这些论述,对吕思勉有哪些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吕思勉在我国文化史、历史以及教育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历史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研究。正因为他这样的精神,所以才为后人留下了很多著作。吕思勉的这些作品都是他一生精神和思想的浓缩,值得后人去研究与探讨。 史学大师吕思勉的简介 吕思勉,1884年生于江苏常州,终其一生致力于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自幼饱读诗书,并研读经史子集。13岁便能作文;21岁便在小学讲授国文和历史;23岁致力于研究历史,并辗转去中学教历史和 地理 ;36岁第一次发表题为《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公开信》的学术 论文 。 37岁开始经常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比较著名的有在《沈阳高师周刊》上发表的《整理旧籍之方法》、《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中国 医学 的变迁》等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39岁出版自己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史学大家顾颉刚更是称这部书“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从此之后吕思勉就更加深入的研究历史,由吕思勉著述的各种断代史、通史、专史等都被编入至《吕思勉史学论著》。1939年吕思勉著作《中国通史》出版发行,《中国通史》章节分明,内容涵盖广阔,从经济、社会到 政治 、文化;从春秋战国到封建帝制的覆灭,以纵横两个切入点论述中国的历史。 既然是吕思勉简介,就一定要说一下他“贬岳尊秦”(即:贬低岳飞,尊崇秦桧)的观点,他深厚的文化涵养,和论著之功就是因为这个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观点受到质疑。其实吕思勉作为史学大家,在当代社会有这种观点完全合乎情理,但是那是人们思想领域较窄,无法接受是正常的,加之有些人只是徒听吕思勉的这种观点,并未亲读著作去找寻原因,所以一直争议不断。 以上便是吕思勉简介,通过这则简介我们大致了解了吕思勉。现代人对吕思勉的评论就好比吕思勉对古人的评论,说到底,是非黑白到头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心中有数便是。
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怎么样
书本如下:
这本书还是比较不错,综合来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体裁别致,二是叙述与议论兼顾,三是批判的态度与石破天惊的新观点。《吕著》特加重了议论的部分,所以顾先生说它是“叙述与议论兼顾”,其目的还是在于“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判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提出他的一些观点与看法。
简介: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
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
国学大师 吕思勉
吕思勉说自己“不善棋而颇好弈”,七八岁时,见了棋谱就喜好。日后,他几乎收齐了传世的象棋残谱,“久置书簏中”。十二三岁时,他旁观父亲与姑父对弈,“乃略知死活”,据此推断,这里说的是围棋。不过,他认为他俩“棋皆极劣,不能教予”;母亲严管其读书,也不准他下棋。戏容易“长行险徼幸之心,益凭陵叫嚣之气”,不如棋艺“专恃智力,以决胜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所谓‘其争也君子’”。1957年,大师已到生命的尽头,还写了长达七页的《弈棋之经历》,回忆了交往的弈友,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棋史文献。1957年,大师已到生命的尽头,还写了长达七页的《弈棋之经历》,回忆了交往的弈友,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棋史文献。1955年,故居来信说,名叫“小黄”的猫“四日不归”,或“为畜鸽者所杀”。吕思勉积忧成梦,数日后“夜梦在高台之边,见下有猫黄色,予警呼小黄归矣,欲垂绳救之,未果后醒”。两年后,吕思勉去世,其夫人在其遗体边放一支钢笔、一块表与一张猫的相片,与他诀别:明人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吕思勉好弈怡性,嗜烟有瘾,爱猫成癖,其深情真气也当作如此
吕思勉争议为何那么大
吕思勉争议大的原因是贬低汉武帝。
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曾将吕思勉、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可以说,吕思勉、钱穆、陈垣、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泰山北斗。可是这样的学术巨子,其实也曾提出过一些匪夷所思,令人难以接受的暴论。比如吕思勉。
吕思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汉武帝最大的功业之一就是任用卫青、霍去病等人征讨匈奴。吕思勉对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张骞等人通通不屑一顾,他非常喜欢李广这样的出身名门的将领。吕思勉显然就是在胡说八道,三言两语就否定了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的努力。
吕思勉
吕思勉是江苏常州人,光绪十年二月初一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吕家世代为官,先祖吕宫,顺治四年(1647年)中状元,是清朝常州第一位状元,也是清朝第二位状元,最高封官太子太保。吕思勉的祖父吕懋先,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父亲吕德骥做过江浦县学教谕。到了吕思勉这代,吕家家境一落千丈,大不如前。
吕思勉的著作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内容、体例、写法新颖,不落俗套,发人深省。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称赞此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泰山北斗式的史学大师却也信口开河,凭个人一时喜好,随心所欲,主观臆想。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历史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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